谢鸿鹤

　　【摘要】问题性报道是大众媒体开展舆论监督的重要手段。问题性报道只有把握好“适时适量适度”的尺度，坚持“有理有利有节”的原则，做到“客观全面公正”，才能真正起到舆论监督的效果。

　　【关键词】 问题性报道 适时适量适度 有理有利有节 客观全面公正

　　问题性报道，因多为“揭短”、“揭丑”、甚至“揭黑”，又称揭露性报道，即“深入揭露隐藏在公共机构、企业、社会等方面中的问题，进行比较深入的舆论监督”。①问题性报道是大众媒体开展舆论监督的重要手段。它通过发现问题、聚焦问题，揭露社会上的不良现象、不当行为，将媒体议程导入公众议程，释放出巨大的舆论正能量，形成社会强烈持久的共同关注，从而促使问题得以解决。在美国，上世纪七十年代问题性报道就已进入鼎盛时期，主要对政治、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丑行进行揭露，如水门事件的报道。《华盛顿邮报》的两位小记者鲍勃·伍德沃德和卡尔·伯恩斯在近两年的时间里持续对水门丑闻进行揭露性报道，最终导致大总统尼克松辞职(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辞职的总统)。在国内，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兴盛的问题性报道，也越来越引起受众的关注。本世纪初，央视《新闻30分》对南京冠生园事件的报道就是一个典型。“年年出炉新月饼，周而复始陈馅料”。央视记者用一年多的时间关注这家月饼企业用陈馅做月饼，敲响了食品安全的警钟。就电视媒体而言，随着近年来民生新闻类节目的盛行，问题性报道开始走向鼎盛时期。

　　业界把媒体的功能概括为监督环境、协调社会、传承文化和娱乐大众。②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认为：受众对媒体的期待是“解惑”(与新闻和资讯相关的意义系统的提供)、“解闷”(休闲和心理的调适)、“解气”(舆论监督和社会宣泄)。以“监视社会环境”为己任的问题性报道，正好可以满足受众“解气”和排泄不满的需求，“在社会功能上也起到了缓解矛盾、维护稳定的‘减压阀’的作用”。在“注意力经济”的今天，问题性报道在扎堆的新闻中更醒眼夺目，更容易吸引受众眼球，从而快速造就媒体影响力，增加媒体的知名度。但是“揭短”为主的问题性报道采访难度大，把握不好还可能引来官司;泛化的问题性报道反而会消弱媒体的影响力和公信力，损害媒体的美誉度和满意度。这些都是媒体不得不去深思的问题。

　　一、问题性报道应把握的三个尺度：适时适量适度

　　有外国学者认为：现代社会进入了“不安全时代”，不安全已经渗入了人们生活的结构中。信息社会的特点之一是不确定性。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，更增加了社会转型的艰难。“在社会进入剧烈的转型期，各种事物相互之间都处于调试阶段，各种问题会层出不穷。无论是政府、企业，还是个人都不可能非常及时地对这些新出现的问题，甚至是对社会将要产生重大影响的问题有清醒的认识”。3“问题是时代的声音”。做为有责任心的记者和媒体，自觉去思考和探讨社会在转型期所遇到的各种问题，“有守有为，敢于担当”，是一种追求，更是使命和良知使然。所以，人民日报社总编辑杨振武要求“人民日报社的记者要带着问题写报道，要有站在天安门上看问题的高度。”

　　笔者认为，问题性报道首先要“适时”，即适合时宜，就是要把握好时机和“火候”，该报道的时候才报道。中外媒体就此积累了相当多的成败经验，值得高度重视。不合时宜的问题性报道只会“添乱”，起不到“帮忙”的作用。1996年当粮食大丰收已成定局的时候，党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一定要把粮食收上来，要把购粮款送到农民手里，不要打“白条子”，影响农民种粮的积极性。但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却仍然大打“白条”，售粮农民一个也没拿到售粮款。央视《焦点访谈》记者及时采编了《巨额粮款化为水》的问题性报道，不仅找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，而且最终解决了问题，售粮农民都拿到了售粮款。针对农村土地问题、农民负担问题、农业生产问题，2001年上半年，《焦点访谈》集中推出了《如此农机太坑农》、《负重的农舍》、《如此改种要不得》等报道，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和重视，多次批示要求加大解决的力度，农民兄弟认为反映的问题太及时了。4这些报道不仅适合时宜，而且把舆论监督工作与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，体现了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，监督的效果也就非常好，做到了“让党放心，让人民满意”。

　　问题性报道的第二个尺度是要“适量”。著名报人普利策曾说：“什么是报纸的特色?就是斗争和揭露罪恶，为社会谋利······(我们的报纸)每期要有一条‘爆炸性新闻’”。那么是不是问题性报道越多越好呢?当然不是。这方面，央视《焦点访谈》和《新闻调查》对问题性报道一类稿件“量”的控制是比较恰当的。《焦点访谈》的舆论监督节目“每周一般不超过2—3期”。5曾经一个阶段，人们认为《焦点访谈》舆论监督类稿件太少，力度太小，影响力大不如从前。可见媒体缺少舆论监督类稿件就缺乏力度和关注度。但《南方周末》一段时间里泛化的问题性报道又遭人诟病，认为“浅、偏、露是其致命缺陷，缺少的是高屋建瓴的指引力和思想厚度”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如果媒体不能“胸怀大局，把握大事，着眼大事”，为“揭露”而“揭露”，选题远离“政府重视，群众关心，普遍存在”范畴，就有可能使“揭露”的内容变得越来越琐细、零散，让媒体变得偏激、浅薄、浮躁。重者表现为记者和媒体戴上有色眼镜去观察社会，导致不实报道出现(如《纸做的包子》);或报道的虚假成份增加，客观性消弱，从而影响媒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，媒体的美誉度和受众对媒体的满意度也会大打折扣。美国《财富》杂志认为：“杂志发展前期可以通过一系列揭露问题的‘负面报道’吸引眼球，积聚资源;但随着自身的发展，应不断增加经验类问题的比重·····杂志有了相当的知名度后，读者对其可借鉴、学习内容的期望值会上升，也就希望看到其他方面的文章”。《财富》的经验就是破立结合，把以监视环境为主的问题性报道，和传承文化为主的“经验类问题”统一起来配置杂志内容，从而强化媒介“可借鉴、学习”的传播效果。一些滥用问题性报道，“散、小、乱”突出的电视民生新闻类栏目更应该从中受到启发。

　　问题性报道的第三个尺度是“适度”。适度就是找准多维性矛盾的平衡点。对于问题性报道而言，“度”比“量”更难把握。问题性报道的目的在于推动问题的解决，切忌将问题扩大化、复杂化，所以要“有所为有所不为”。央视《焦点访谈》认为：“度是成功的临界点”。“敢于监督”是一回事，“善于监督”又是一回事;“敢于监督”只需要勇气，而“善于监督”需要的是艺术。从某个角度讲，前者要求记者敬业即可，后者则需要记者更专业才行，而从敬业到专业的过程是一种跨越。它需求记者有理论路线根底、政策法律纪律根底、群众观点根底、知识根底和新闻业务根底。6可见对问题性报道的记者的整体素质要求很高。《焦点访谈》坚持从(栏目)“定位的‘度’”、“方寸的‘度’”、“角色的‘度’”、“时机的‘度’”、“法律的‘度’”五个方面去把握，并强调要“注意平衡手法”，“要在充分调查研究和准确掌握材料的基础上，抓住主要事实和主要线索来表现”，“对于有些人和事实采取进行时的批评，切忌‘新闻宣判’”，“尽可能交代新闻来源”。7古话说得好：过犹不及。无数事实证明：“度”把握得好，舆论监督就容易成功，就会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。反之，对“度”的把握不当的话，就可能产生较大的负面效应，与“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，弘扬主旋律，传播正能量，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”8的要求越来越远。